2月2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宣布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允许在职医务人员开办诊所。紧随其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明确执业医师一次注册、区域有效。全国两会前夕，国家卫生计生委接连出招，为医生多点执业的落地清障。一时间，多点执业再度成为行业热词，也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然而，3月11日，一则题为“武汉一精神科主任因多点执业被医院免职”的新闻刷屏，瞬间将跃跃欲试的医生和求贤若渴的医院拉回到骨感的现实。
　　因为未经医院许可在一家民营医院多点执业，武汉科技大学天佑医院精神科主任胡一文被免职了。3月9日，在拿到医院的处理决定后，胡一文觉得自己很冤枉。“国家不是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吗？医院凭什么处理我？”

　　思来想去，胡一文认为多点执业并不是自己受处分的原因。他告诉记者，尽管自己没告诉医院去其他医院“帮忙”的事实，但这符合国家倡导多点执业的政策导向，并不是什么大错。在他看来，是自己前几天和几位同事一起找到院领导，对医院发展速度缓慢、经营管理不善的现状发泄了不满情绪，才致使院方打着禁止多点执业的幌子“借题发挥”。
　　但天佑医院院长王晓南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从来不反对医生多点执业。我们不允许的是本院医生在不告知医院的情况下擅自外出兼职。”采访过程中，王晓南多次重复这句话。他表示，为了响应国家建设医联体的号召，医院还定期下派医生到基层医院坐诊。“国家倡导的是有序推开多点执业，而不是让医生无视医院规定，自由外出兼职。”
　　王晓南说，在决定处理胡一文之前，医院经过了调查、取证，确认了他擅自利用天佑医院的品牌和影响在武汉市武中精神病医院兼职，并固定每周到该院坐诊的事实。“这种做法违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
　　王晓南所提到的医院规章制度，是指去年天佑医院印发的《关于严禁在职职工擅自在外兼职的有关规定》。这份《规定》明确，未经医院批准，严禁职工在外兼职，不得以医院名义开展医疗业务工作，包括擅自外出会诊、坐诊、办公司等。违反规定者，医院将视情节予以严肃处理，给医院造成名誉或利益损失者，医院将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
　　王晓南说，认为胡一文“置医院发展于不顾”也是有原因的。此前，胡一文一直被医院作为骨干培养，今年2月试用期刚满，转了正，成为医院里比较年轻的科主任。为了把精神科搞出特色，医院专门做了科室改造，为失眠焦虑患者新设了临床心理科病区，但30张病床只住了两三名患者。身为科主任，胡一文却在每周一、三、五、六固定在其他医院执业，甚至还动员科室其他人一起出去。
　　对于胡一文的多点执业，王晓南认为自己“有点后知后觉”，在收到7条来自院内职工的举报短信后，医院才开始重视起来。谈到胡一文对医院存在问题的抱怨，王晓南坦言，该院作为湖北省通过三甲评审的第一批医院，近年来在发展速度上和省内顶尖医院确实有差距，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全院上下同心协力。“作为医院的一分子，要和大家一起合力划桨，而不是在船上凿洞。不能一边拿着医院的俸禄，一边挖医院的墙角。”王晓南说，今年是该院迎接三甲复审的冲刺年，绝不能允许出现这样的“负能量”，搞得人心涣散。院长、书记、纪委书记在6天里先后找胡一文谈了7次话，胡一文并没有“认识错误、回心转意”，而是始终“态度强硬”。于是，院党委决定免去胡一文的主任职务，以避免这种“不正之风”的扩大。
　　随后，记者联系到胡一文的第二执业机构——武汉市武中精神病医院负责人高鹏。他告诉记者，该院是一家刚刚成立半年的二级专科非营利性民营医院，根据设计，可开设300张病床，但目前住院患者也就十几名，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特别希望得到公立医院资深医生的协助。“胡主任是唯一在我们医院帮忙的在职公立医院医生，没想到却落得这样的结果。本来国家的多点执业新政让民营医院很受鼓舞，但我现在很害怕政策根本落不了地。”
　　如今，“三甲教学医院精神科主任亲诊”的宣传广告已经从武中精神病医院撤下，而王晓南仍在考虑是否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擅自使用天佑医院品牌的侵权责任。“胡一文不能代表天佑。”王晓南说，医院在免除胡一文的主任职务以后，还将对他的其他违纪行为另行调查处理。
　　院方说，处理胡一文是因为他违反规定外出兼职；胡一文说，院方处理他是挟嫌报复。尽管最终认定结果还要等待，但多点执业因这起事件又受了一次不小的“惊吓”。
　　医生多点执业需要鼓励
　　我们在此前的“健康e事厅”栏目中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张澍。对于多点执业，他这么说。
　　延伸阅读
　　医生和院长各自在盼什么
　　透过武汉科主任免职事件，业界不少人想知道，什么样的多点执业才是医院院长认可的？一旦医生的生产力得到解放，政府又该如何把好“方向盘”？
　　1.“两全其美”的微妙平衡
　　或许是经历过太多波折，面对接二连三的利好政策，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宏涛的欣喜显得有些克制。孙宏涛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家医联”的创始人。这个于2015年年初创立的平台，被外界称为首个体制内医生集团的多点行医医师互助平台，认为其打开了一扇联通体制内外的医生“旋转门”。
　　由于加入“大家医联”不必放弃体制内身份和公职，集团在创始之初便显示出不凡的吸引力。“集团创立当晚，各种电话、短信蜂拥而至，认识和不认识的，行业内和行业外的，要求加入和打探消息的……医生们压抑多年的热情，终于有了可以喷发的出口。”回忆起两年前那个不眠之夜，孙宏涛仍然有些激动。
　　2015年，国家鼓励多点执业政策频出，孙宏涛认为医生集团正站在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节点上；2016年，他却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大环境和小环境并不是一回事。2016年年初，为遏制号贩子倒号，北京市出台新规，对医院和医生与第三方商业挂号网络平台合作提出新要求。让孙宏涛始料未及的是，这场“整风运动”竟“误伤”了医生集团。“很多医院有意将禁止合作的范围扩大到第三方公司，而医生集团的资质恰恰就是第三方公司。更有医院想方设法搜集了院内多点执业的医生名单，要求医生尽快向医院说明情况。”孙宏涛无奈地表示，加上资本市场的不景气，不少医生集团开始面临运营困难，陷入发展低潮。
　　孙宏涛坦言，对于多点执业的步子是快是慢，医生集团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始终存在争议。尽管政策一直朝着鼓励医生流动的方向发展，行业和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宽容，但多点执业医生仍然被视作群体里的异类。“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一定就会很难受。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会有波折，甚至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
　　许多受访者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感受：院长们往往对“周末医生”偷偷摸摸地“走穴”“开飞刀”等变相多点执业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不能容忍本院医生和其他医疗机构签订多点执业协议，高调地“脚踩两只船”。不能给予医生足够高薪却又不愿“肥水外流”的院长，和不愿放弃铁饭碗却又想赚取外快的医生，就这样维持着“两全其美”的微妙平衡。
　　谈到医院里“反多点执业”的“土政策”，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滔滔不绝。“某医院就规定科主任或副高以上医师不能外出多点执业，一旦发现，要么就地免职，要么降级处理。再加上扣罚奖金、取消评优资格这些行政手段，谁还敢去？”温建民说，这些规定的确给了医生不小的威慑。他本人也曾有利用周末时间去民营医院多点执业的经历，再三权衡之后，还是以解约告终。
　　温建民反映的问题并非是个别现象。一位三甲公立医院院长毫不避讳地向记者表示：“只要单位人的属性不改变，医生就是医院的‘财产’。医院培养了医生，为医生提供平台，发放薪酬福利，最后却让其他医院受益，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2016年2月从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出走的科主任李辉，如今是一家民营专科医院的院长。她告诉记者，为长远发展打算，该院必须成为体制内医生多点执业的落脚平台。“适合到我们这儿来兼职的医生很多，来谈过的也不少。但这些医生大多不敢和原医院摊牌，也不同意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做宣传。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合作方式。”
　　“我们要和体制内医生光明正大地合作，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医生还没出现。”李辉说，为取得公立医院院方的支持，该院也尝试过先和三甲医院签订联盟合作协议，再由院方指派医生多点执业。“但在这种合作模式下，我们是和医院结算费用，最后到医生手里的报酬很少。所以，医生的积极性不高，配合度也很差。”更让李辉郁闷的是，公立医院舍得派出来的往往是新手，而不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专家。
　　谈到医生多点执业遭遇的“玻璃门”，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表示，院长们的做法既不违规，也无可厚非。医生虽获得了自主执业权，但作为独立法人的公立医院也拥有用人自主权，这一权利同样是不可侵犯的。由于雇佣双方劳动合同的存在，医生要把多点执业的路走通，既需要政府松绑，也需要院长点头。“有些地方行政部门在制定多点执业政策时规定，‘医疗机构应允许所聘医师在法定工作日每周可安排一天用于多点执业’，表面看是放松管制，实则违反了相关法规。”
　　“端着原单位的饭碗给别的单位干活，原单位肯定不干。”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表示，在多点执业新政出台之后，还要解决一系列随之而来的问题。“如果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跟不上，多点执业还是推不动。医生一旦选择同时在多家医疗机构执业，工资福利谁来承担，社会保障怎么区别，都得有个说法。”
　　即便是刚刚处理了本院医生的武汉科技大学天佑医院院长王晓南，也坚称自己并不反对医生多点执业，但政策必须循序渐进地推开。他告诉记者，医院目前从美国引进的人才就采用了兼职模式，医生每年只来国内3个月，只要完成约定的工作量，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美国医生是自由职业者，而在我国，公立医院只有一种用人方式——全职。”
　　在王晓南看来，多点执业已是大势所趋，医院根本没必要抵制，一旦政策全面铺开，天佑医院也是受益者。“如果医院之间可以共享专家，‘国家队’变成了‘小分队’，那么我的人才库也变大了。但改革必须齐步走，因为一家医院只能决定自己放不放人，先放人的就会吃亏。所以，省一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承担细化政策的责任，通盘考虑改革节奏。”
　　作为多点执业的先行者，孙宏涛也盼望公立医院的用人方式变得更加丰富，明确哪些岗位必须全职，哪些岗位可以兼职，差别化地设计薪酬、考核、福利、继续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医生就应该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制度完善了，院长也就想开了。”
　　2.人才流向要有机制引导
　　“我认为，在当前环境下鼓励公立医院医生兼职创业，将危害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也无益于分级诊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认为，目前好医生不去基层，并不是因为政策限制，而是由于基层还不够强。一旦多点执业放开，医生就会跟着资本走，好医生将被引向专科化、贵族化，通过高额的价格来筛选患者。“少数人可能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但其他患者呢？”
　　但钟东波表示，上述逻辑并不足以反对医生多点执业。多点执业本身是不分所有制，没有方向性的。换句话说，政策既允许医生流向其他公立医院、流向基层，也允许医生流向私立医疗机构。至于放开管制之后，人才最终会流动到哪里去，还要看利益机制怎么引导。如果政策放开后，到民营医院执业成为基本走向，就恰恰说明公立医院薪酬水平还不合理，也会倒逼薪酬制度改革加速。
　　钟东波强调，鼓励多点执业，无论是从解放医生生产力、提高医生收入的目的出发，还是从盘活优质医疗资源、分流大医院就医压力的角度考虑，都是一个明智之举。“不管放开医生多点执业会结出什么样的果，这一步都非走不可。”
　　2013年离开北京协和医院、2015年创立沃医妇科名医集团的龚晓明，是我国医生自由执业的先行者。他介绍，很多国家，在教学医院承担任务的医生，也在私立诊所或其他医院兼职。区别于公立医院，在私立诊所或其他医院，他们更多接触的是有商业医疗保险的患者，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获得额外的收入，这种执业模式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
　　龚晓明说，由于医生在公立医院之外获得了合理收入，在公立医院内就可以围着临床和教学转，甚至有些医生到教学医院每周半天到一天的工作都是免费的，只为获得教学头衔和医生口碑。当然，教学医院的考核方式也要发生变化，从过去一味考核医生工作量，逐渐过渡到综合考核医生的临床、教学和科研能力。
　　放开多点执业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放开后能否保障医疗安全。江宇提出，医疗服务需要团队合作，公立医院需要连续、完整的服务体系和专业分工。一旦医生多点执业，不仅合作效率可能降低，也会影响到医疗质量，增加监管难度。“试想，如果一个团队都是打零工的心态，谁为患者的长期健康负责呢？”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主任陈海啸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的自主性很大，放开多点执业势必会加大监管难度。”
　　如何避免“一放就乱”？钟东波表示，放松执业地点管制之后，政府必须提高监管能力，当然这需要时间去准备。“改革是系统性的，需要慢慢磨合。就如同绑腿游戏里面，同伴之间的步伐必须协调。如果一条腿跑得快，两个人就一起摔倒了。”
　　3.优化存量比做增量更难
　　2016年，北京同仁医院两名眼科医生因未经批准在多家医院执业，并多次将到同仁医院就诊的患者介绍到合作医院手术，受到处罚。由此，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可能引发利益输送的猜想有了现实版本。多点执业，一定会动“老东家”的奶酪吗？
　　“如果医生在不放弃公立医院医生身份的前提下多点执业，就有用优质公共资源为个人牟利的可能性。比如，在公立医院接待患者，然后让患者去自己的诊所或兼职单位治疗，靠公立医院的招牌揽生意，利益却归自己。”江宇说。
　　在孙宏涛看来，“同仁事件”事关职业操守，却无关多点执业。“切割原有蛋糕，侵犯患者利益，都是多点执业医生不能触碰的红线。三甲医院医生应该成为一支‘流动的国家队’，做出增量，优化存量。”
　　孙宏涛说，“做出增量”，就是让原来得不到服务的患者得到服务，让原来挂不上专家号的患者看上专家，帮助原来没有某项技术的医院开展新业务。医生集团之所以要在二线、三线城市选择合作医院，甚至把合作对象延伸到乡村，为的就是做出增量。而“优化存量”，一方面是指帮助三级医院分流病情简单的患者，缓解“战时状态”；另一方面基层也会上转疑难杂症患者，优化大医院的患者结构。“如果算大账，公立医院是不会吃亏的。”
　　那么，医生多点执业是否会让患者有更多机会获得优质医疗服务？就现实情况而言，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温建民坦言，当前，由于优质专家仍多被大医院垄断，加上公众对“好医生”的信息掌握不足，多数患者并不会自己挑选医生，仍然“认庙不认神”。这也正是目前部分医生纵有多点执业的想法却不敢试水的原因。
　　从心动到行动，并不仅仅是一步之遥。钟东波表示，想要多点执业的医生自然会开始意识到打造个人品牌的重要性，努力让患者慕名而来。但通过建立医生口碑而达到分流患者的目标，还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