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

当孩子将大量时间投入虚拟世界，父母常感焦虑又愤怒，容易将其简单归因为“自制力差”或“游戏害人”。然而，网络沉迷往往是一个结果，而非原因。它的背后，通常是一个在现实中感到挫败、孤独或压力过大的孩子。 1、寻找“胜任感”：现实中的学业可能屡遭挫败，人际关系可能紧张尴尬，让孩子感到自己“很失败”。而在游戏或网络社区中，通过升级、获胜、获得粉丝，他们能体验到清晰的目标、即时的反馈和强烈的“我能行”的胜任感，这是现实难以给予的补偿。 2、逃避压力：网络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逃生舱”。当家庭冲突不断、学业压力山大、在学校感到被孤立时，沉浸于网络世界可以暂时忘却烦恼，获得喘息之机。这不是懒惰，而是一种基于本能的压力应对方式——回避。 3、满足社交：对于内向、不善交际或在现实中朋友很少的青少年，网络提供了低风险的社交平台。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兴趣相投的社群，获得认同和归属感。这种联结虽然是虚拟的，但其带来的情感慰藉是真实的。 4、家庭情感薄弱：许多沉迷网络的孩子，其家庭沟通模式往往是“功能性的”（只谈学习、吃饭），缺乏情感层面的深度交流。当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情感空虚、无人理解时，网络便成了填补空洞的替代品。 因此，应对网络沉迷，强硬的“断电断网”往往效果甚微，甚至引发激烈对抗。更根本的方法是，父母需要努力去理解孩子沉迷背后的心理需求，帮助他在现实生活中也能找到价值感、成就感和温暖的情感联结。当现实世界变得足够丰富和吸引人时，虚拟世界的过度吸引力自然会下降。

进入青春期，孩子突然变得沉默，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与父母的交流只剩下简单的“嗯”、“哦”。这常常被解读为“叛逆”或“翅膀硬了”，但实际上，这更多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健康且必要的阶段——寻求心理分离与自我空间。 1、心理发展的必然过程：完成“心理断乳”：青春期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建立独立、稳定的自我认同。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心理上与父母（尤其是童年时期那个依赖的、融合的形象）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关上门，创造一个物理和心理的私人空间，正是实践这种分离、进行自我沉思和探索的象征性行为。 2、需要安静与独处：青少年正在经历剧烈的身心变化，内心充满对自我、未来、人际关系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和混乱情绪。他们需要独处的时间来消化这些体验，整合成一个新的“我是谁”的答案。频繁的社交（包括与父母的交流）对他们而言，有时是一种打扰。 3、对过往的抗议：如果以往的亲子沟通多以说教、批评、质问为主，缺乏平等的倾听，那么孩子的沉默可能是一种被动反抗，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他们关闭通道，是为了避免再次遭受让他们感到不被理解甚至受伤的交流方式。 4、同龄人取代父母成为首要参照系：这是社会性发展的正常表现。青少年的关注重心从家庭转向同龄人群体，同伴的意见、评价变得至关重要。他们与朋友有说不完的话，正是因为同伴是他们在探索自我和世界时最重要的“镜子”和盟友。 所以，当孩子关上门时，不必感到被全盘否定或过度焦虑。请尊重他需要独立空间的需求，将沟通的主动权部分让渡给他。你可以通过留纸条、分享有趣的文章、邀请一起做件小事（如散步、做饭）等非侵入性的方式，保持联结渠道的温和开放，让孩子知道：门可以关上，但爱和理解，永远在门外安静守候。

校园暴力不仅仅是“孩子间的打闹”，其屡禁不止的背后，是一个由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出了问题。仅仅惩罚施暴者，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 1、个体因素，攻击行为的心理源头：施暴者往往自身也生活在充满压力、暴力或情感忽视的环境中。他们可能通过欺凌他人来宣泄自己的愤怒与无助，获取扭曲的控制感和力量感。一些孩子则可能缺乏共情能力，无法体会他人的痛苦。 2、家庭土壤，暴力或冷漠的教养模式：家庭是塑造行为模式的第一课堂。目睹或经历家庭暴力的孩子，更易模仿用暴力解决问题。过度溺爱、放任或冷漠忽视，则可能让孩子缺乏规则意识和边界感，不懂得尊重他人。 3、学校环境，重学业轻人文的潜在纵容：当学校评价体系过度偏向学习成绩，忽视品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时，就容易形成一种“分数至上”的隐性文化。在此氛围下，个别学生的偏差行为可能被忽略，被霸凌者的求助可能得不到足够重视和有效干预。 4、社会与文化，冷漠旁观与“强者崇拜”：“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心态，会让暴力在沉默中蔓延。而某些流行文化中隐含的“弱肉强食”、“欺凌即强大”的错误观念，也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诱导，模糊是非界限。 根治校园暴力，需要一场全方位的“生态改良”。这要求家庭给予温暖与规则并存的教养；学校构建零容忍且充满关怀的支持系统；社会传播尊重与友善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要赋能每一个“旁观者”，鼓励他们成为“保护者”，并确保每一位受害者都有安全、可信的申诉和获得帮助的渠道。

当孩子暴怒、摔东西、或崩溃大哭时，父母的本能反应往往是立即制止、批评或开始讲道理。然而，在情绪风暴的顶峰，孩子的大脑负责理智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几乎处于“掉线”状态，此时任何道理都是无效的噪音，甚至可能火上浇油。 1、第一步确保安全，按下“暂停键”：首先，确保孩子和周围的人身安全。如果情况允许，用平静的语气说：“我看出来你现在非常生气/难过，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然后可以暂时离开现场，给孩子一个物理空间去宣泄情绪。这不是冷处理，而是防止在情绪顶峰发生不可控的伤害。 2、第二步共情与命名，做情绪的“容器”：待孩子情绪稍微平复（哭声减小、怒吼停止），靠近他，用平静、接纳的态度反映他的感受。例如：“刚才积木总是倒，让你特别frustration（挫败），对不对？”帮助孩子用语言命名那个强烈的情绪怪兽，这本身就有安抚神经的作用。 3、第三步肢体安抚，激活冷静系统：在孩子不抗拒的情况下，一个温暖的拥抱、轻拍后背，或一起做几次缓慢的深呼吸，都能通过触觉和呼吸调节，帮助孩子的神经系统从“战斗或逃跑”的警报状态，逐步恢复到平静状态。可以示范并带着他一起做。 4、第四步事后复盘，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当孩子完全平静后（可能是半小时甚至几小时后），再和他回顾事件。可以问：“当时是什么让你那么生气？我们一起想想，下次再有这种感觉时，除了摔东西，我们还能做点什么？”这时再讨论规则和解决方案，孩子才能听得进去。 应对情绪失控，核心原则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父母犹如孩子情绪的教练，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认识到：所有情绪都可以被接纳，但表达情绪的行为需要有界限。通过一次次这样的练习，孩子才能逐渐学会识别、接纳并最终自主管理那汹涌的情绪浪潮。

许多青少年（和成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不饿，却在感到压力、孤独或烦躁时，不由自主地寻找零食，特别是高糖高脂的食物，并且吃到撑胀才停。这并非单纯的“贪吃”或“缺乏自制力”，而是一种被称为“情绪化进食”的心理应对机制。 1、食物作为快速的“情绪镇定剂”：高糖高脂的食物能迅速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短暂的愉悦和安抚感。当青少年被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烦恼等负面情绪淹没时，进食就成了一个能即时获得安慰、缓解内心不适的便捷途径。 2、用以填补情感的空虚与无聊：当感到孤独、无聊或生活缺乏目标和乐趣时，食物成为一种“填充物”。咀嚼和饱腹感可以暂时转移对内心空虚感的注意，让难以忍受的“空洞时间”变得似乎有事情可做。 3、对严格节食或压抑的反向形成：尤其在青春期，对身体形象的关注可能导致不健康的节食行为。过度压抑对食物的正常欲望，往往会造成心理上的“饥荒感”，最终在某个意志力薄弱的时刻（通常伴随情绪波动）引发报复性的暴食，形成“节食-暴食”的恶性循环。 4、一种回避问题的习惯性行为：面对困难的任务或引发焦虑的事件（如准备考试），进食行为可以作为一种“拖延”和“回避”的策略。大脑会欺骗自己：“我先吃点东西，再开始。”久而久之，这种模式被固化，一感到压力就想吃。 要打破情绪化进食的链条，关键在于建立新的、更健康的情绪应对策略。可以尝试：当想吃东西的冲动来袭时，先暂停10分钟，问自己“我现在的真实情绪是什么？”；找到非食物的安抚方式，如听音乐、散步、给朋友打电话、拼乐高；确保三餐规律营养，避免陷入极度饥饿的状态。理解情绪与食物之间的关联，是夺回进食自主权的第一步。

“啃老”现象常被社会批评为懒惰和自私。然而，从心理层面深入剖析，许多年轻人无法或不愿迈入独立生活，其背后往往不是简单的“不想”，而是复杂的“不能”——他们内心可能充满了对独立的深层恐惧和无力感。 1、“习得性无助”与低自我效能感：在成长过程中，如果父母包办一切，过度保护，从未给予孩子足够的自主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孩子便没有机会发展出“我能处理好生活”的信念。他们内心深信自己无力应对独立生活的挑战，从而主动退缩回家庭的舒适区。 2、对失败与外界评价的极端恐惧：在“唯成功论”的高压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可能将步入社会视为一场可怕的考试，害怕求职失败、害怕工作表现不佳、害怕让父母失望。这种对失败的恐惧如此巨大，以至于“不尝试”成了避免失败和负面评价的最安全策略。 3、情感未断乳，心理分离未完成：有些家庭边界模糊，父母与孩子的情感过度粘连。父母通过让孩子依赖自己来获得价值感，孩子则内化了“离开父母就是背叛”的罪恶感。这种紧密的情感共生关系，使得心理上的“断奶”异常困难。 4、逃避现实压力与责任：独立意味着要承担经济、职业、人际等多重责任和不确定性。面对这个复杂且有时略显残酷的现实世界，退回家庭这个“安全港”，在心理上是一种逃避。这背后反映的是抗压能力和责任心的欠缺，而这往往与早年教育中责任训练的缺失有关。 因此，帮助孩子“断奶”，需要父母有意识地从“护航者”转变为“顾问”。逐步放手，允许孩子在小事上犯错并自己承担后果；鼓励而非代替他做决定；帮助他看到自身的能力和资源，逐步建立“我能行”的信心。真正的独立，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成年礼。

责任感不是与生俱来的品格，而是一种需要通过后天学习和练习才能获得的能力。青少年表现出逃避责任、遇事推诿，通常不是道德缺陷，而是这项“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意识地引导和培养。 1、从“赋权”开始，给予有限选择与决策权：责任感始于拥有选择权。从小事做起，让孩子在可控范围内做决定，并承担自然结果。例如，“周末作业，你是选择周六上午做完，还是周日下午做？自己决定，但必须保证周日晚上前完成并自己检查。”让他体验自主决策及随之而来的责任。 2、明确家庭分工，承担固定的家庭责任：根据年龄，分配给孩子一项固定的、对家庭有实际贡献的家务，如倒垃圾、照顾宠物、洗碗。这无关金钱奖励，而是让他体会到自己是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的付出对家庭运转有真实价值，这是责任感的核心体验。 3、聚焦于“解决问题”而非“追究过错”：当事情搞砸时（如打碎东西、忘记带课本），避免第一反应是斥责：“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而是将焦点转向如何解决：“现在东西碎了，我们看看怎么处理更安全？下次可以怎么做来避免？”这种思维模式的引导，能让孩子将注意力从“逃避指责”转向“承担责任并修复”。 4、以身作则，展示成年人的责任担当：孩子时刻在观察父母如何履行对工作、家庭、承诺的责任。当你自己勇于承认错误、积极解决问题、信守诺言时，你就在为孩子提供一个最生动的责任感范本。与其说教，不如示范。 责任感的培养，是一个缓慢的“授权-练习-反馈”的循环过程。它要求父母克制住代为解决的冲动，忍受孩子过程中的笨拙和可能的小失败，始终相信他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当孩子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体验到“因为我做了/没做，所以有了这个结果”，并且这个结果被看见和讨论时，那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担当感，便会悄然生根发芽。

药物治疗是抑郁症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但抑郁症用药没有 “万能药”，必须结合个体情况选择，且全程需要专业医生指导。 1、常用药物类别：临床中一线用药是选择性 5 -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比如舍曲林、氟西汀、帕罗西汀等，这类药物副作用相对较小；还有 5 - 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适合中重度抑郁症患者。 2、用药核心原则：个体化选药，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合并疾病等因素综合判断，不会盲目推荐 “特效药”。 3、足量足疗程要求：抗抑郁药起效较慢，通常需要 2-4 周才能看到明显效果，患者不能因为初期没效果就擅自停药；且需要完成全疗程治疗，包括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降低复发风险。 4、副作用应对：用药初期可能出现恶心、头晕、失眠等轻微副作用，大多会随时间逐渐缓解，若副作用严重需及时告知医生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减药停药。 5、联合治疗建议：药物治疗配合认知行为治疗、正念治疗等心理治疗，效果会优于单一用药，尤其适合轻中度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用药是严谨的医疗行为，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诊，遵循医嘱用药，才能保证安全有效。

生活中很多人会把抑郁症和 “心情不好” 画等号，其实它是一种需要重视的心境障碍，并非简单的 “矫情”，会对情绪、认知和躯体状态造成全方位影响。 抑郁症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心理疾病，不是短暂的情绪波动，而是会持续至少两周以上，且难以自行缓解。 抑郁症患者会长期处于闷闷不乐、悲观绝望的状态，对原本喜欢的事情提不起兴趣，甚至出现 “活着没意思” 的消极想法。 抑郁症伴随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比如工作学习时效率大幅降低，脑子像 “生锈” 一样转不动。还会出现非特异性的身体症状，比如失眠或嗜睡、食欲减退或暴饮暴食、乏力、心慌、头痛等，容易被误以为是身体疾病。 抑郁症的发病诱因为遗传因素、神经递质失衡、重大生活变故、长期压力过大等，都可能成为抑郁症的诱发条件。 抑郁症是可防可治的疾病，一旦发现自身或身边人出现上述表现，及时寻求专业心理或精神科帮助，是摆脱困扰的关键。

在学校、工厂等集体场所，有时会出现多人同时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不适，却查不出明确的器质性病变，这可能是群体性癔症，需要科学解读而非恐慌。 群体性癔症又称流行性癔症，是一种在群体中因心理暗示、情绪感染引发的集体性心理生理反应，无明确的病原体或器质性病变基础。 群体性癔症诱发因素多为群体中出现突发事件（如有人晕倒、传言有有害物质）；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集体氛围；个体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容易受他人情绪影响；缺乏对相关现象的科学认知，引发恐慌情绪。 群体性癔症症状多样且不固定，常见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乏力、胸闷、气短、肢体麻木、抽搐等；症状多在群体中快速传播，一人发病后，其他人相继出现类似症状；检查无明显器质性病变，症状可在情绪平复、脱离诱发环境后缓解。 群体性癔症多见于青少年学生、工厂工人等集体生活或工作的人群；好发场所包括学校、工厂、幼儿园等人员密集的集体环境。 群体性癔症的核心是心理因素，科学的干预和正确的认知能快速缓解症状，避免因盲目恐慌导致事态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