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肺结节后，是立即手术，还是定期复查？确诊肺癌后，应该先做基因检测，还是尽快开始治疗？射频消融、微波消融、靶向治疗以及抗体偶联药物，又分别适合哪些患者？
这些问题很难仅凭某一张CT或某一项检测作出判断。肺癌诊疗已经逐渐从相对单一的治疗模式，转向综合考虑病理类型、疾病分期、分子特征、身体状况和既往治疗经历的个体化管理。
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先明确风险再决定处理方式
肺结节是影像学上的描述，并不是疾病的最终诊断。炎症、感染、纤维化以及早期肺部肿瘤等，都可能表现为肺结节。
评估结节性质时，通常需要综合考虑：
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和边缘特征；
是实性结节、部分实性结节还是磨玻璃结节；
与既往影像相比是否增大或实性成分增多；
是否存在吸烟史、肿瘤家族史及其他危险因素；
患者的年龄、基础疾病和肺功能情况。
因此，发现结节后既不必直接将其与肺癌画等号，也不能一概长期观察。低风险结节可能以规范随访为主；影像学表现可疑或动态变化明显的结节，则可能需要进一步接受增强CT、功能影像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或穿刺活检。
周斐目前就职于上海市东方医院肿瘤科，主要从事肺癌个体化治疗、肺癌靶向治疗全程管理及治疗策略优化，擅长肺结节诊断以及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EBUS等操作。这类专业方向与肺结节的风险评估、病理取材和后续治疗决策具有一定对应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穿刺活检并非所有肺结节的必经步骤。结节的位置、大小、与血管和胸膜的关系，以及患者是否能够耐受操作，都会影响取材方式的选择。穿刺可能出现气胸、出血等风险，需要由医生评估必要性和安全性。
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千人千面
非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常见的一大类，主要包括腺癌、鳞状细胞癌等。即使病理类型相同，不同患者的疾病分期、基因改变、免疫相关指标和身体状况也可能明显不同，治疗方案自然不能简单照搬。
早期患者通常需要评估能否接受根治性手术；不适合手术者，可根据病灶位置和身体条件考虑放疗、消融等局部治疗。局部晚期患者往往需要胸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和病理科共同讨论。晚期患者则更强调分子检测结果、PD-L1表达、转移部位及既往治疗情况，以选择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化疗、抗体偶联药物或相应的联合方案。
所谓个体化诊疗，并不是为患者随意组合更多治疗，而是在充分检查和评估的基础上，选择当下较为合适的方案，并在治疗过程中根据疗效、不良反应和耐药变化及时调整。
周斐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工作重点包括肺癌靶向治疗全程管理及治疗策略优化。全程管理不仅涉及初始方案选择，还包括定期评估疗效、处理不良反应、分析疾病进展方式，以及必要时再次进行组织或血液分子检测。
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适合哪些肺部病灶？
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都属于经皮热消融技术。医生通常在CT等影像引导下，将消融针准确送入病灶，通过热效应使目标区域内的肿瘤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
两者的能量产生方式和消融特点有所不同，但临床决策不能简单理解为“哪一种更先进”。选择何种方式，需要结合病灶大小、数量、位置、周围血管和支气管分布、患者肺功能以及操作者的综合判断。
肺部肿瘤消融可能用于部分不适合或不愿接受手术的早期肺癌患者，也可能用于某些肺内转移灶、治疗后残留或局部进展病灶的控制。不过，消融并不能替代所有手术、放疗或全身治疗。
这类操作可能发生气胸、胸腔积液、出血、疼痛、发热及邻近组织损伤等情况。靠近肺门、大血管、主要支气管或胸膜的病灶，操作难度和风险评估通常更加复杂。周斐擅长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及肺部肿瘤消融治疗，其专业实践方向与肺部病灶的取材、定位和局部治疗相衔接，但是否适合消融仍需逐例评估。
罕见靶点才需要精准用药，关键在于检测准确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除了较为常见的EGFR敏感突变，还可能发现ALK、ROS1、RET融合、MET第14外显子跳跃突变、BRAF V600E、KRAS G12C、HER2突变、NTRK融合、NRG1融合等分子改变。其中部分发生率较低，常被统称为罕见靶点。
“罕见”描述的是发生频率，并不意味着治疗价值较低。随着药物研发推进，部分罕见靶点已经拥有相应的靶向治疗选择。例如，RET融合、MET第14外显子跳跃突变和BRAF V600E等分子亚型已有针对性药物获批用于特定非小细胞肺癌人群；用药前提是通过规范检测确认具体改变，并符合相应适应证。美国FDA相关批准信息
对于晚期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临床上通常会根据病情考虑较完整的分子检测。组织样本仍是重要基础；当组织难以获取或样本不足时，可在医生评估下采用血液循环肿瘤DNA检测。但血液检测未发现异常，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排除肿瘤存在相关变异，必要时仍需争取组织检测。
检测报告也不能只看“阳性”两个字。变异类型是否具有明确致病意义、是否有匹配药物、药物在国内是否获批、患者处于哪一治疗阶段，以及是否存在可参加的规范临床研究，都需要专业判断。
肺癌ADC新药：提供新路径，但不能脱离适应证
ADC即抗体偶联药物，可以理解为将识别肿瘤相关靶点的抗体与细胞毒性药物连接起来，使药物更有针对性地到达表达相应靶点的肿瘤细胞。
目前，针对HER2等靶点的ADC已经在部分特定非小细胞肺癌人群中进入临床应用；围绕HER3、TROP2、MET等靶点的药物也在持续研究或拓展适应证。药物研发进展较快，但“新”不等于适合所有患者，也不意味着一定优于现有标准治疗。
判断患者能否使用ADC，需要关注肿瘤的分子改变或蛋白表达、既往治疗、疾病进展情况、药物获批适应证及患者的器官功能。不同ADC的不良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可能涉及骨髓抑制、恶心、乏力、周围神经症状以及间质性肺病等。治疗期间如出现新发或加重的咳嗽、气促、发热，应及时报告医生，不能自行停药或继续观察。
此外，境外批准与国内可及性并不完全同步，药物的适用人群也会随研究结果和监管审批更新。部分HER2突变非小细胞肺癌已有ADC或其他靶向药物路径，但具体选择仍需依据当地批准信息、药物说明书和患者病情。美国FDA肿瘤药物批准信息
肺癌全程管理，需要不断回答新的问题
肺癌个体化治疗不是完成一次检测、确定一个方案就结束。治疗过程中还需要持续判断：
病灶是否缩小、稳定或出现新的进展；
药物不良反应是否需要处理或调整剂量；
是局部进展还是全身性进展；
是否需要再次活检或补充分子检测；
局部消融、放疗与全身治疗能否合理衔接；
患者的肺功能、营养状况和生活质量是否发生变化。
周斐现为BMC Medicine编委、IASLC全球多学科实践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秘书，并担任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青年理事、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其入选上海市东方英才青年项目、上海市“医苑新星”青年医学人才、上海市浦东新区卫健委拔尖人才青年项目及浦东新区“明珠菁英人才”，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 Rev Clin Oncol、Lancet Oncol、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J Thorac Oncol、Nat Commun等期刊发表SCI论文20余篇。
这些经历反映了其在肺癌诊疗和研究领域的专业方向，对肺结节或肺癌患者而言，真正有意义的个体化诊疗，是让影像、病理、分子检测、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相互衔接，并随着病情变化动态调整，周斐医生兼具科研和临床实力，能够不断研究和回答新的问题。
本文不能替代医生面诊与个体化诊疗；出现紧急或严重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